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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8章 永嘉之乱和衣冠难度（第2页）

民族融合：造成了短期的民族矛盾激化与长期的民族融合趋势。部分胡族对其他民族进行了屠杀，但也有部分统治者倾慕中原文化，任用汉族士人，胡汉的融合后期更为明显。

文化差异：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深化了南北方文化差异，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宗教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貌。

“衣冠南渡”出自唐朝史学家刘知几《史通·邑里》，原指西晋末年“永嘉之乱”时期，晋元帝司马睿建都建业，中原士族相继南渡的事件，后来演变成历代北方战乱时，中原士庶、政权及中原文明大规模南迁的成语典故。以下是中国历史上三次着名的“衣冠南渡”：

西晋末年“永嘉之乱”后的衣冠南渡：

背景：西晋末年，政治腐败，皇族间争夺政权，爆发“八王之乱”，各方连年厮杀，中原实力消耗殆尽。北方少数民族汉赵政权趁势崛起，向西晋王朝发难，西晋王朝守军毫无抵抗之力，汉赵军队俘杀晋怀、愍二帝，疯狂屠杀掳掠中原地区的百姓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各地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流民起义不断，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。

经过：士庶百姓主要分布于今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淮北地区，主要南迁路线分为东、中、西三线。东线是北方的士庶百姓沿着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，向东南方向迁移至今江苏扬州及长江南岸的镇江、常州一带；中线是部分来自关中地区和洛阳一带的居民沿汉水南下，进入今陕西汉中和湖北襄樊一带；西线是关中士庶百姓沿着陆路从金牛道（南栈道）进入四川。

影响：为了安置庞大的南迁人口，东晋南朝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了侨州、侨郡、侨县等行政机构。这次衣冠南渡促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，为南方带来了劳动力、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，促进了南方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。同时，大量的权贵及名人雅士进入南方，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，使北方和南方彼此迥异的异质文化得以充分交流，促进了南北的融合。

2. 唐朝“安史之乱”后的衣冠南渡：

背景：唐中晚期，募兵制下地方节度使形成将帅专兵的局面，不仅握有军事大权，还攫取了财政及民政大权，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，身兼范阳、河东、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军15万，在范阳发动叛乱，先后攻克洛阳、潼关，逼近京师长安，唐玄宗率宗室百官逃入成都，长安陷落。

经过：北方百姓主要南迁路线分为东、中、西三条。东线又分水路和陆路，水路依靠大运河来到南方，陆路从洛阳到蔡阳，经过寿春、庐州抵达长江北岸，进入江西；中线来自关中和中原的北方百姓，以襄阳为汇聚点，从水路沿汉水而下，进入江汉平原，或逆流而上到湖南岳阳进入洞庭湖，再逆湘江而上深入湖南各地，陆路则经过荆门进入江汉平原，再由江陵渡江沿洞庭湖西岸深入湖南，或者经过枣阳、随州到江汉，并东下鄂东；西线是来自陕、甘西北百姓的南迁通道，或者从陕南汉中盆地经过大巴山的一些隘口进入巴蜀，或者沿着甘肃东南部的白龙江进入蜀地。

影响：江南、四川、江西、福建是接受北方流民最多的地区，两湖地区也接受了相当数量的北方流民，淮南和荆襄地区成为北方流民南迁的过渡地带，岭南地区首次接受了大批来自北方的战争流民。这次南迁使得唐朝的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，为后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。

3. 北宋末年“靖康之乱”后的衣冠南渡：

背景：宋徽宗宣和七年（公元1125年），金军开始大举攻宋，沿途官军大多弃城而走，百姓纷纷逃亡。宋钦宗靖康元年（公元1126年），金军分东、西两路大举南下，攻破北宋都城开封府，并于次年掳徽、钦二帝及后妃、宗室、官员共3000多人北撤，北宋灭亡。

经过：北方百姓南迁共有三条路线，一是中线，南向由洛河南进入湖北，再进入广东、广西；二是东线，从淮北入淮南，渡长江，进入江南、安徽南部、浙江；三是部分百姓跟随宋高宗赵构的路线，到达临安。

影响：随着宋室南迁，政治中心的南移，又带动了中国由北往南的第三次移民潮。南宋时期，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，都城杭州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，长江流域在华夏经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。